为深入贯彻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一带一路”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建立健全科技决策咨询制度，市科技局征集建设了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等18家单位为西安市科技创新智库，主要围绕科技发展战略规划、科技资源优化统筹、促进产业创新发展、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等领域，加强形势研判、战略规划、顶层设计、对策研究、决策评估等，为全市科技创新决策提供重要依据和智力支持。创新西安将陆续编发智库专家的相关研究成果，供大家学习交流。【发布内容属学术交流探讨，不代表本局观点，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李栋 管理学硕士，西安通济区域规划研究院院长，现任西安市科技创新智库专家、《西安国际化大都市发展蓝皮书》主编、国际化大都市研究小组（IMD）主任、西安市特色小镇专家委员会评审、西安市发改委学术委员会委员、西安高新技术企业协会副理事长，主持陕西省、西安市、西咸新区等重大规划编制和课题研究项目百余项。
5月17日，新华社受权发布《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万字要件，涉纳广泛，其间不乏行业知识和专业语汇夯筑的阅读屏障，但无妨于上迄体制高官，下至贩夫走卒的高频转发，激扬评议。似乎人人都有一种骤然赋能，闻鸡起舞的冲动。在新冠疫情全球蔓延趋于常态化、经济持续下行的低徊时刻，《指导意见》公布时点拿捏得当，从传播效果来看，可视为一次成功的反周期操作，统一了思想，提振了信心，形成了共识。
这是一次迟到的公开发布。此前征兆全无，实属意料之外；其后草蛇灰线，却是情理之中。早在2018上半年，按照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部署，国家发改委即牵头研究起草了《指导意见》，并广泛征求中央和国家机关多个部门、西部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意见后修改上报。2019年3月19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同年6月下发各相关省份贯彻落实。
《指导意见》适逢“十四五”擘画的关键时刻。更兼发布日仅距国家领导人结束陕西考察之行不足一月，作为西部大开发战略的策源地，西安本土因此普遍将其引以为对陕西之专美，额外叠加了各种激情想象和发散拓展。
自1999年6月17日西部大开发战略在西安首倡以来，20年间大开发波澜壮阔，成就卓著，影响深远。当前，正值全球秩序崩塌与重构破立并进，国内区域协调发展尚未平衡充分之际，中央高层以西部大开发步入第三个10年为契机，以供给侧制度改革为引致，以覆盖12个省区市的“战略回旋空间”为载体，统筹催化“新时代”和“西部”两大时空要素，旨在形成大纵深、高韧性、强势能的战略性“新格局”，对内实现区域平衡且充分的协调发展，对外代表国家对冲全球治理体系中不断累积的熵增效应，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新时代背景下《指导意见》的公开发布，赋予西安一次系统审视自身的历史性契机，我们须以更加宏阔深远的视域超越《指导意见》本身，在长程时空中定位自我，调校航向，躬身入局。我们要看到《指导意见》意在通过立足于西部地区，聚焦于平衡充分，放眼于全球治理而构建的“新格局”，更要看到“新格局”背后的“大格局”，进而从中取势明道、高瞻站位、追赶超越。
势从何来
所谓“取势”，即善于把握发展大势，主动参与“新格局”所潜藏、揭示的各种大变革、大机遇，与时偕行，顺势而为。
取势“新格局”，要从历史幽微处洞观西部之于中国。1759年夏，清军平定大小和卓叛乱后设立伊犁将军，对天山南北统一行使军政管辖权，标志着汉唐以降控纵无常的西域地区整体性纳入中央之国，一举奠定了现代中国的基本版图。1870年代，在列强加剧瓜分豆剖的时局下，朝野俱动的“海防”“塞防”之争中，“塞防”论代表、陕甘总督左宗棠指出，“中国的山川形胜，皆起自西北……西北无虞，东南自固……弃西部即弃中国。”左氏的远见卓识赢得了最高决策者的支持，力主收复新疆，捍卫西部完整，保全了中央之国的永续发展的空间基底。
新疆虽处中国西部西缘，却是欧亚大陆的地理几何中心，自乌鲁木齐出发最长8小时航程即可抵达大陆各边缘地带。1902年，孙中山在日本同章太炎的一次对话中提出革命之后“定都伊犁”的创想，阐发了新政府“谋大洲则伊犁”的战略洞见。在世纪之交的历史时刻，高层在统筹“两个大局”的基础上作出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构想……
纵观百年国史，诚如刘亚洲所言，西部是“是我们前进的腹地，而不是边疆”。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指导意见》亦明确了新疆“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定位，展现了当代中国锚定新疆，依托西部，经略欧亚的雄心。西安作为中国地理几何中心所在地，与大陆几何中心存在着天然的枢纽节点链接和战略转进接力的协同联系，是统筹中国西部和“一带一路”的纲目所在。
取势“新格局”，要从地缘力量区洞察西部之于国运。在“陆权论之父”麦金德所指的“前哥伦布时代”，古典中国长期承受着来自欧亚大陆“心脏地带”游牧民族的军事压力。地理大发现之后，获取全球权力的方向从陆权转向海权，恪守马汉理论的美国正是通过控制16个海上要道得以攫取统御全球的海洋霸权。“二战”后，迫于传统陆权国家苏联的挑战，美国采纳斯皮克曼“边缘地带理论”，重视对欧洲、远东两个大陆边缘地带的争取和分化，前期侧重欧洲，后期倒向远东。如朱听昌所言，当代世界地缘战略重心在亚太。
从地缘战略现实来看，中国是“陆权+半海权”的陆海复合型国家。近代以来，作为陆海两栖巨龙，在同内陆悍熊和深海狂鲨的博弈中总体呈现“左右逢源少而腹背受敌多”的态势，长期陷入制陆/制海权重两难的战略悖论之中——陆向被俄印越暗中牵制（6月15日中印在加勒万河谷地区冲突即为新例），海向受两条岛链封锁。2012年，以奥巴马“亚太再平衡”战略为转捩，王缉思继而提出西进乃中国地缘战略再平衡之必然。陆权重于海权成色的陆海复合型国家结构，也决定了未来中国“一路向西”的地缘战略取向。2013年具有对冲战略增压意义的“一带一路”倡议因应而生。
当前在特朗普政府主导下，美国孤立主义地缘战略思潮卷土重来。“海权理论”遭到英美自身逆全球化行动的快速消解，“边缘地带理论”焕发出新的地缘价值。尼古拉斯·斯皮克曼强调，最具权力潜质的场所是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区。兼有陆海之利的中国，有望通过“一带一路”框架在地缘战略布局上化被动为主动，化东向制海权争霸的“修昔底德陷阱”为西向地区制陆权合作的地缘战略红利，以破解百年以来的战略迷思，用强化“五通”有效拓展地缘战略边疆。
“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地缘战略利益区包括并不限于中亚6国、南亚7国和广义上的大中东地区（西亚+北非+巴尔干半岛），以及中国西部省区。今年4月，国家领导人在来陕考察讲话中亦明确要求西安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大格局，加快形成面向中亚南亚西亚国家的通道、商贸物流枢纽、重要产业和人文交流基地，构筑内陆地区效率高、成本低、服务优的国际贸易通道。其核心可视为中央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出发，为在中国西部和地缘战略利益区之间建立更为紧密的互联互通而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
在麦金德的“世界岛”格局中，由于胡焕庸线以西的中国西部处于欧亚大陆中心地带，使得欧亚大陆东部边缘地带（中国核心区）所承受的内陆压力降低到了历史最低。西安地处胡焕庸线和亚欧大陆桥的交汇点，是欧亚大陆中心地带和东部边缘地带（东中部地区）联系交流、双向统筹的中枢，也是依托河西走廊快速联通陆心和国心的陆上马六甲，更是“一带一路”框架下保障地缘战略利益的后勤转进基地。
取势“新格局”，要从战略增长极洞见西部之于西安。自“一带一路”倡议框架提出并定型以来，西部大开发战略一度被“一带一路”辉光所遮蔽，甚至将后者误读为西部大开发的替代性政策。
西部大开发20年间，全国区域经济发展分化态势明显，邓小平于1988年提出的旨在解决发展不平衡的“两个大局”愿景迄今并未充分达成。事实上，东部沿海发展更快了，西北地区相对更为滞后。因此，面向第二个百年目标，以《指导意见》为纲领促进区域进一步协调发展，成为开启西部大开发第三个10年的战略动因。
从国内看，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从国际看，国家间的竞争正日益演化为主要城市群之间的综合实力比拼，世界级城市和城市群是代表国家参与全球竞争的战略依托。较之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等准世界级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能级偏低；较之其他国家中心城市，西安经济总量偏小。从全局来看，西安似乎并不占优。
2019年9月，“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同早前的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等同堂跻身重大国家战略行列。其中，京津冀、粤港澳、长三角是明显的城市群形态增长极，而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则呈现出典型的“点轴”形态增长极。至此，改革开放以来沿海、沿江、沿河三大轴线地带相继确立，成为国家协调南北、关联东西、孵化动能的战略性增长轴带。
长江、黄河横贯中国东中西三大区域，是推动流域乃至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空间形式。从流域来看，相较长江串联的长三角、长江中游和成渝城市群，黄河贯通的城市群数量多，但整体实力和互动协调性较弱；从西部来看，长江中上游将通过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打造“内陆开放战略高地”，在西部形成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黄河中上游将旨在强化西安国家中心城市的带动作用，发挥比较优势，进一步提高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打造“内陆改革开放高地”；从共建“一带一路”大格局来看，同样定位于“内陆开放高地”的西南双雄向西开放空间受阻，唯有借道西部陆海新通道对接丝绸之路经济带，为“国心-陆心”开放通道注入长江经济带动能，促进西部形成更趋平衡充分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因而，西安虽暂逊于发展能级，但长胜在区位禀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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